You are currently browsing the category archive for the ‘读书’ category.
看完《人生若只如初见》，作者安意如，初读被迎面袭来的灵气震动，还以为是台湾人，不料是大陆人，很是惊喜——中国大陆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年代了，笔调多么浓烈、斑斓、艳丽，有张爱玲之风。
看到后来，觉得里面有一些多余的评价。以我不太能速懂古诗词的造诣，此书若抽去评论部分，只剩下叙述故事部分，那么是好的。
评论需要爱和感同身受。她对于爱情的评价如同她在“爱是尘埃花”中所述：“她爱了人，自以为爱的很深，亦不过是年少青涩，是满园芳菲一树玉兰香，……忽一日觉醒，看见满庭芳香飘零，除了偶尔怀念记忆里的花香以外。回忆渐渐如香飘散。”所以她对于人物的评价有些没有实践感，重在表现文字而非涵义。
今日Google之，发现她才22岁。那么，安意如君可待，以她的文字功力，加10年经历，她的文章会纯美深厚。
网络上也有很多指责她抄袭的文章，排在Google的首页，我们这些苛刻的读者，要保护她，她将是我们心爱的作者。幸好安意如君其实是个天性开朗愉快直率赖皮的女孩，我们爱诽谤诽谤去，爱赞美赞美去。
相关：
[1]安意如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anyiru
一本书影响整个民族的自尊感是很了不起的，读新渡户稻造博士的《武士道》觉得很羡慕，他替日本人的心灵辩护，保护了国人。《武士道》一书是作者于189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
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一边读一边生出重新敬仰孔孟先哲、敬仰王阳明先生，敬仰祖先，增加了对自己国家的古典礼仪的理解、对西洋礼仪的了解。
要是我们的精通中西文化的前辈们也这样替我们辩护，而不是很让人误会地说”全盘西化“，该多好？用英文向西方说明更好。果然有，我在豆瓣网查到梁启超先生写有《中国之武士道》[1]，写于1904年，《武士道》写于1899年，晚5年。我得赶紧读读，之后再来写书评。 
豆瓣网上的评论中也有写对《武士道》一书的抨击的，谓之日本偏狭地域产生的残酷道德等，其他网站如腾讯更是引用该文（不知道谁抄袭谁），即使如此，豆瓣网果然是好去处。
另，终于得知“全盘西化”不是我胡适之先生的主张，他主张“充分世界化”，对我也是莫大的鼓舞[3]。
写于五道口雕刻时光
参考：
[1]《中国武士道》豆瓣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34517/
[2]《武士道》豆瓣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13058/
[3]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1935年6月 http://www.edu.cn/20041213/3124225.shtml
[4]武士道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E6%AD%A6%E5%A3%AB%E9%81%93
读了“我的书单之2005”，我也想写一篇，因为2005年是我阅读上极为幸福的一年。
首先感谢两篇网络文章：(1)《警惕：诋毁中国文化的三大谎言》(春秋驻站 五人党)和(2)《华夏走向衰弱的第一大罪人》(作者：明月刀客 发表日期： 2005.10.24)，如果没有查错的话，感谢作者五人党和明月刀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写作的角度，整好拯救了我的与生俱来的自卑和绝望：生为华人。第一篇文章使得我对我们可以成为正直、可爱的人不复怀疑，中国文化不是无药可救，不是华人非得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盘散沙（从小到大的例子不胜枚举）不是我们生就一颗盼周围人遭遇不幸的心，假如我们能修正我们的制度，华人圈的幸福将不劣于任何民族。第二篇文章就定位了中华从何时开始是怎样的过程其制度变坏，并臧害华人社会。从小有着不计其数的文章和口号说明中华的伟大，然而都不是无懈可击，像是没有根基的吹牛，一如其他的谎言。即使我见过网络上有文章批判后一文的学术手法，这不重要，这篇文章保护了我的心。假如中国大陆我这样的生平经历的人–生于70年代中的农村，经历大学、城市、商业化、听台湾歌、看香港电影、读龙应台、三个代表、保先、看凤凰台、上水木清华和两全其美–有着我类似的心灵的苦恼，读到这两篇文章会不会也好过一点？
其次因了在出版界的朋友，读到再版的《菊与刀》。这是一本冷静的观察和分析日本国民性的书。我对日本是仇恨但害怕的，因为只看到结果（侵略中华的历史和遍地日货的现实）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本书消除了我对日本的害怕（感激不尽），同时仇恨不是不可调和的仇恨，而变成一种可订契约的仇恨，要努力赢得对方的尊重和敬畏，并永世修好。这本书告诉我一个光明的道理：任何不同于己的族群，无论其在了解之前被认定是何等荒谬和变态，都不是不可理解的，作为社会学家，一定要抛弃成见，而社会学家的研究对于族群之间的沟通、政治的清明是何其重要。
再要提到《社会契约论》，我没有看完，就像卢梭担心的那样：如果读者不认真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让他们理解的。但是我得到了基本的信息：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这一点是下面说到的书不时提到的），人人遵守契约是前提，政府是契约社会的产物，政府的存在价值是制定适合的民约。
由于同事的推荐，我读了崔卫平的《正义之前》，这已经是我内心扫除了上述三个心理障碍之后的事情了，这便更是遇见神明一般愉快的事情。假如说我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好东西大都来自中国大陆外部，那么，崔卫平的书能够出版本身就是大陆开天辟地的幸事，纵然之前有王小波这样的作家，然而都有指出毛病、不给药方的不彻底感，像《正义之前》这样理性、乐观、正义、平和的书因了作者的委婉得以出版，怎不令人满心欢喜？读来贴心贴肺–有谁比和我们一起成长在这个真实环境的作家更能说明我们的关注和希望？另外这部书也有不少对我的弱点的指引：
(1)可能因为受教育经历，后来因为因为仗着自己比他人更注重真相，早年（2年之前）所以会流露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傲慢，由衷的傲慢，近来虽然已得知谦逊乃是首要的、基本的人性，但是不时旧病重发，书中原文大意是：所谓启蒙，康德认为是相信每个人有着思维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的潜能，不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来传播给大众。
(2)一个人如果无法和他人好好相处，就是无法好好自处。没有一个定法，就同事而言，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专业和业务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立身之本。
现在我非常期待阅读崔先生的另一部书《积极生活》。
我还浮皮潦草的看了部分奥修的《生存智慧》的电子书，他整好解开我对佛教教人出世、无情无欲的存疑，佛主的生平–王子、锦衣玉食、厌世、逃遁、返世有关。奥修劝修行佛道的人首先要用自己的头脑去赚取经济的独立和富裕，而不是乞求化缘。这使得我对佛教的根基又多信任几分。 
还看《君主论》，了解人性最恶的一面，也是好的。还有其他科普的书，比如《统计学的世界》《经济学原理》。
参考：
[1]《警惕：诋毁中国文化的三大谎言》http://wenku.baidu.com/view/1cbdd91755270722192ef7bc.html
2010.6.12 补记：：(1)《警惕：诋毁中国文化的三大谎言》(2)《华夏走向衰弱的第一大罪人》前者已经没有作者信息，后者已经没有完整文，我也不敢造次上载，如果您也感兴趣，请留下Email地址，或者Email给我：azhilin@sina.com。
引用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别人还都忙得昏天黑日，我父母就早早地替我办全了出国手续，只等我领到毕业证GO TO美利坚了。
我们班上有个男生人称阿G的特别能说，一般播音时间是早自习“体育快递”课间插播“时政要闻”午间休“评书连播”晚自习CLASSICALMUSIC，可每次考试他总有本事晃晃悠悠蹭到前几名。班主任拿他没办法只好让他在最后一排和我这个“逍遥人”一起“任逍遥”。
那时候阿G又黑又瘦面目狰狞读英文像《狮子王》里的土狼背古诗像刚中了举的范进，真的，后来我们逛动物园猴子见了他都吱吱乱跑，他倒来劲了，拍我的头冲猴儿们介绍：“THIS IS MY PET！”我也没含糊，告诉他：“别喊了，看你的二妈们都被你吓跑了。”–这是后话了。
刚和我同桌的时候，有天下午自习他大唱《我让你依靠》我在一旁偷着喝可乐，唱到高音时他突然转头问了一句“嗓子怎么样”，我嘴里含着水差点全喷了，气得我重捶了他好几下。他却跟没事的人似的，说我打人的姿势不对所以不够狠。我叫他教我，他到挺认真，还叫我拿他开练。第二天上学见着我他头一句就是：“十三妹，昨天你打我那几拳都紫啦。”边说还边捋袖子叫我看。后来我想，这段感情大概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吧。
以后阿G一直叫我十三妹。我跟阿G的交情在相互抵毁和自我吹捧的主题下愈加巩固。他生活在一个聒噪的世界里，总要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好像这样就能证明他自己什么似的。我习惯了他这样，习惯了看他自己给自己出洋相，习惯了和他一天到晚吵吵闹闹。常常是上课我替他对答案他趴着睡觉；吃饭我吃瘦肉他吃肥肉因为他需要“营养”；打架他不管输赢我统统拍手称快；自习我背单词他用函数计算我的失忆率为88.7%；放学走在楼道里我们还要大呼小叫地互相嘲笑一番。
我们像哥们儿似的横行三年级，要多默契有多默契。
我听过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是一段弧，能刚好凑成一个圆圈的两个人是一对，那时我特别相信这句话。我越来越感到我和阿G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简单直接，毫无避讳。我自信比谁都了解他，因为他根本就是我自己嘛。有回我对阿G说：
“我好像在三年级时呆了一辈子。”
我没理会阿G大叫我“天山童姥”，我心里有个念头，这念头关乎天长地久。
高三毕了业，阿G还是我哥们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其实从来没有牵涉过感情问题，因为我当时觉得好多事没有说出来的必要。我认定了如果我喜欢他那么他肯定也喜欢我，这还用说吗？我心里清楚我走了早晚会回来，因为我找到了我那半个圆圈，我以为这就是缘分任谁也分不开那怕千回百转。
临走时阿G说：“别得意，搞不好折腾了几年还是我们俩。”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
那年高考，阿G进了上大。而我刚到洛杉矶，隔壁的中餐馆就发生爆炸，我家半面墙都没了。我搬家，办了一年休学，给阿G发了一封E-MAIL只有三个字“我搬了”，没告诉他我新家的电话。
新家的邻居有一对聋哑夫妇，家里的菜园是整个街区最好的。他们常送些新鲜蔬菜，我妈烧好了就叫他们过来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恩爱的一对儿，有时候他们打手语，我看着看着就会想起那一个圆圈来，想起阿G，心里一阵痛。我买了本书，花了一个秋天自己学了手语。就这样我慢慢进入了这个毫无声息的世界。
他们听不见，只能用密切的注视来感应对方，那么平和从容，这是不得安生的阿G永远不能理解的世界。
我闲来无事，除了陪陪邻居练手语外，就是三天两头地往篮球馆跑替阿G收集NBA球员签名或者邮去本最新的卡通画报，感动得他在E-MAIL上连写了十几个:Ｐ，还主动坦白正在追女生。我呆坐在电脑前一个下午，反反复复跟自己说一句话“别哭别哭这又没什么不好”，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经流不出眼泪了。爸妈早就习惯了我这副精神恍惚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再往后讲就是春天了。我还是老样子，只是手语有专业水准了，阿G在我这个“爱情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已初战告捷。我想，只要他快乐，我就也该快乐，能做他的哥们儿，也不错。纽约交响乐团要来演出，我背着父母替别人剪草坪忙了一个月才攒够门票。我偷偷把小型录音机带了进去，给阿G灌了张LIVE版CLASSICALMUSIC。阿G回E-MAIL却抱怨我只顾听音乐会，第一盘早录完了都不知道，漏了一大段。
我在心里默念着对不起对不起，眼泪又流了出来。六月份我回上海，阿G参加的辩论赛刚好决赛。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回来，悄悄溜进了会场。这一年来阿G变得人模人样了，他总结陈辞时所有人都又笑又鼓掌的，我知道他发挥得很好，我早就知道。辩论结束，阿G他们赢了。下场时我看见一个长得挺清秀的女孩笑着朝阿G迎了过去。但那一刻我知道，阿G需要的是有人临头给他一盆冷水，这样才不至于得意而忘了形，我知道，但这已不重要。回美国后我的信箱里有两封是阿G的。
第一封说他在辩论决赛场上看见一个人跟我简直一模一样，他叫十三妹那人没理他，可见不是了，不过能像成这样，真是奇了。第二封说他现在的女朋友虽好，但总感觉两人之间隔着什么，问我怎么我们俩就可以直来直去呢？
我在电脑上打了一封回信，告诉他其实我才是他的那半个圆圈，只是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凑成一个圆。
这封信我存着没发。
我没有告诉阿G我家的电话。
我总能很容易地得到球星签名。
我背着父母赚钱看演奏，连磁带录完了都不知道。
我不想让阿G知道我回了上海。
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放弃了我的半个圆圈。因为，中餐馆爆炸后，我只有靠助听器生活了。参考：
[1]转一篇让我感动至今的爱情散文〈很爱很爱你〉Zealost 2008-01-22 http://hi.baidu.com/zealost/blog/item/3bc7b210afb56805213f2e1b.html
发表于《南方周末》，《正义之前》序。
与很多朋友不一样，我小时候懵懵懂懂，老师上课听不懂。按照小学毕业时我在班上成绩的排名，大学是很难考上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放了我一马。在哥哥姐姐从外面找回来的杂七杂八的书当中，我最偏爱的是一套1958年的《民间文学》月刊，12个月共12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 其中有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有鸡鸣狗叫、河边院落，男人在山上砍柴，在田里播种，女人在家门口晾晒衣服，对着河水梳理她们漂亮的长发。会唱山歌的穷人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就把财主老爷气死了。姑娘和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还要聪明灵秀，身手矫健。这样的故事使得一个孩子觉得周围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及至后来在女儿的启蒙问题上，我坚持民间故事为主，《格林童话》是她的识字课本。19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意大利童话》、《德国童话》、《北欧童话》、《非洲童话》、《亚洲童话》等，与幼小的女儿一道，我把这些全都看了。称之为“童话”其实有所不当，因为需要把由一个民族经久耐磨的那些传说，与文人创作的道德故事区别开来。这些阅读经验使得我对于捷克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王小波的小说以及新近出版的那位波兰怪人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尔迪杜凯》，都报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少年时期读过的影响久远的一本小书是《嘉尔曼》，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封面带细小的褐色花边的那种。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梅里美的《嘉尔曼》与歌剧《卡门》之间的联系，记忆中的《嘉尔曼》仿佛是一个为我独享的特殊故事，是我精神的秘密出生地。“非典”那年我把这篇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才发现与自己的印象大不相符。我记忆久远的嘉尔曼是一个身着红衣的娇小女孩，她与强盗在一起是因为她与正义在一起，路遇不平时她第一个拔剑相助，横刀立马，飞墙走壁，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阻拦她。至于她的背叛、她在爱情上的经历，我竟没有半点印象。很可能，“嘉尔曼”这个形象与我看过的别的什么东西混淆起来了。比如1960年代有一出歌剧叫做《红灯照》，其中的演员都是身着红衣、头戴红巾的，那是一个关于义和团女战士的故事。我暗自觉得，嘉尔曼这个女孩，照亮了我的前生前世。
人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形而上学时期。年轻的生命丰沛饱满，所见到的世界也是那么晶莹完整，充满含义。对于阅读来说，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在需要的时候，就有适当的东西出现。1970年代初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做《学习与批判》，有一期竟然全文登载了当时在美国走红的一位飞行员的小说《海鸥乔纳森》，讲的是一只海鸥放弃仅仅是寻找食物的活动，一心一意追求尽善尽美的飞行，不顾同胞的奚落嘲笑。这篇原本是用来大批判的材料，成了我如饥似渴的吸收对象。此时的生命正好需要那样一个高度，需要冲破所有的云层，来到一个纤尘不染的高空，追求圆满无缺。我得承认形而上的倾向是我生命的底色之一，很长时间之内，柏拉图、济慈、雪莱、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始终盘旋在我的头顶上方。柏拉图关于灵魂的马车在天上观看美丽景致的巡游，我觉得那是最动人的诗篇。与此相关的还有一本小说，黑塞的《纳尔奇斯和哥尔德蒙》，其中写两个少年，一个是感性的、艺术的，另一个是理性的、形而上的，那是灵魂飘香的季节才能得到的高贵馈赠。
1980年代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方现代派。也许可以说，对于战后不久出生的我这一代人来说，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事情，就是接触并参与到现代主义的经验中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陆续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给了人们很好的窗口。最早读到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在这个版本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包括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都在其中。我尤其应该感谢中国社科院陈琨先生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现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严肃的立场。与此有关的另一本书是台湾陈鼓应教授领衔翻译的《存在主义》一书(商务印书馆1987)，通过它我才读到了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片段，印象至为深刻。同时我在电影学院观看比如伯格曼、法斯宾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感性上觉得比较趋近。现代主义的经验对于一个人经久不散的影响在于：此后对于任何将经验打磨得十分光滑、因为光滑而变得廉价的作品，变得极为敏感和反感，这足以奠定一个人终生的审美倾向。
1988年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应该有浓浓的一笔：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到这时候才读懂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并认真写了文章。读陀氏的这本小说对于我是一个换血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论掌握了怎样的时代最强音，他都没有一点比他的其他人类同胞优越的理由，他不应违背最基本的人类良知；比较起种种不同的救世方案、高谈阔论，俄罗斯大地上的积雪、那些泥泞的道路，风雪的夜晚死在街头的人们更为值得关注。接着我又读了《卡拉玛佐夫兄弟》、《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成功地帮助我完成从一个高音区降到一个低音区的转变。同样参与这种转变的(它的另一条平行线即“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还有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相信1988年底之前读完这部小说的人，在不久之后的社会动荡中，多少都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1989年之后我读了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一系列著作 ―――《秩序感》、《图像与眼睛》、《理想与偶像》、《艺术发展史》、《艺术与人文科学》，这批书与我此前接触得比较多的德国或俄国的理论书籍完全不一样。贡布里希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的苏格拉底”的睿智人物，他的观点建立在丰富浩瀚的艺术史资料基础之上，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许多当时被描述为石破天惊的事情，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所做的小小变动而已。对于从小接受喧闹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观的我们，吸收这样的观点，无异于啜饮一股深深的清泉，让人变得安静。他的那种处变不惊、娓娓道来的语气，蕴涵了一种真正平和、平等、宽容的精神，成为我的又一个秘密发源地。阅读贡布里希的著作，同时是培养一个人建立恰当的事实感的过程。在一种大而无当的叙事背景下，我们习惯沉湎于概念，而不是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习惯于抽象地谈论概念之间的转换，而不是自觉接受来自事实的限制。有关事物的名词或名称，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东西。我们的失语经常来自无法称呼周围世界，被“物”所遮蔽。也是在1990年代初，卡尔•波普尔的几本书《历史决定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才知道这个波普尔和贡布里希是多年的老交情。我还喜欢上个世纪初一位叫做克莱夫•贝尔的英国人的两本小书：《艺术》与《文明》。
有一段时间，黄梅先生与人合译的《伍尔芙随笔选》是我的 “枕边书”。每天写作之前都要看上几眼，仿佛是一种私下的仪式。其中许多段落都能一口气背下来。实在不乏这样的情况―
许多女性拿起笔来只是吐露自己的心声，发泄个人生活的不平，而伍尔芙相反，她写作是因为她要描绘和参与塑造这个世界，用一个以语言为材料的精神世界和实际世界相匹配。伍尔芙是少有的拥有写作抱负的那种人，她对写作的热忱、自律和献身是罕见的。我真正从伍尔芙那里“偷”来的是她的长句子。有朋友说看我的文章，像在电影院里隔着几排座位和遥远的前面的人打招呼，以为我说到了别的地方，其实半天没有挪窝子。这个本事是跟伍尔芙学来的。我喜欢她的这种写法，当一个动机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紧紧盯着那个源泉，直到它放出水来。我另外心仪的女作家还有：英国小说家简•奥斯丁、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和美国诗人狄金森，我仰慕她们作品中那种清晰和练达的智慧。同样拥有写作上抱负的还有波伏瓦，但是因为写作，她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是我不喜欢和所要警惕的。
我读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正值个人生活的危机，尤其需要一种克服虚无主义、超出个人视野，重新回到“世界”中去的那种力量。阿伦特从犹太人的个人处境进入对于极权主义的普遍思考，从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转变到五光十色的公共世界，她用个人的痛苦浇铸出保卫这个世界的城墙。《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种个人言说，然而是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那种。阿伦特的活力在于她超出现有政治格局来谈论政治，把政治放回到人类生活的源泉中去，拓宽了政治的疆界，重新激活了叫做“政治”的那个东西：一方面，政治建构应当以人类生活为基础，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建构所提供的空间也应该是丰富多元的；另一方面，只有在人类生活中具备的东西，才能反映到政治建构中去，比如对话、比如公共言谈。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考范围主要在“政治之前”，她是政治性地思考而非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思考。在有关公共领域、现代世界中的政治行动方面，台湾钱永祥先生的《纵欲与虚无之上》，我以为是中文世界所能找到的最好表述。
接触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一个偶然。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翻开哈维尔的著作之前，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哈维尔的人存在。但是很快我被哈维尔深深吸引，因为他所洞察和描述的，正是我们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结构和形状，是我们精神上的痛感和道德生活中的危机。一个人会因为无法理解和表述周围的环境而感到晦涩气闷，哈维尔的描述将人们从某种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 从价值的源头出发，他提供了所处环境的一种结构性描述。在试着翻译的过程中，所获得的那种精神上道德上深呼吸的感觉，是任何别人所不能代替的。我始终觉得，哈维尔不是我们前头的大师，不是英雄圣徒，而是我们休戚与共的兄弟和伙伴。《哈维尔文集》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
1946年出生的波兰人亚当・米奇尼克提供了另外一些维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五四”以降，许多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始终处于19世纪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经由尼采的加工，这种浪漫主义披上了某种“现代”的光环。它的致命之处在于：不适当地强调和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乃至一些提倡社会政治变革地人们，并不知道“社会”为何物，觉得那是可以在上面任意涂抹或者发出个人尖叫的背景。米奇尼克关于“重建社会”的构想，既包含了一种“向前”变革的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向后”的努力，即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思想：尊重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同意，而不是将个人任意置于社会之上，不管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尊重社会本身的肌理何延续性，而不是将它当作“万恶之渊薮”。和哈维尔一样，米奇尼克从来没有被仇恨所困扰、所压倒。在那个比较遥远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和做法也没有来得及被商业化的东西所浸染。《通往公民社会》是从他不同的著作中选择的。
非常言语－－《读者》2006.1摘录
原标题：抗战时期 非常言语
无名军人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 胜利，他是有信心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 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胡适
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经过一个多星 期的考虑，他复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消息一传出，日本方面便感到压力很大，代表日本舆论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 “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 、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是雄辩的。”
胡适曾经发愿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20年来，政治是早就谈了，“不入政界 ”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如今国家到了这地步，调兵调到他，他也无法逃避。
傅雷
傅雷于中国太微不足道，于二次大战烽火覆盖的大片世界更是芥尘弗如。傅雷唯一能表现他大勇的地方就是与战火下的上海城共存亡。虽然他曾试图避到云南或什么地方，不过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那个繁华的孤岛，在日寇的铁蹄下，从自己的小屋把那些英雄们–贝多芬、克里斯朵夫–推到中国大众的面前。“现在阴霾遮盖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几乎足不出户。用傅雷的话说是“闭门不出去，东不至黄浦江，西不至白渡桥”，为的是“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傅雷没有武器，他憎恨武器，他有的是译作中那些伟大的人格以及他们不朽的思想。八年时间他在自己的斗室里开辟了一个比中国、比亚洲、比欧洲，甚至比整个世界都广阔的战场。他的军队是从人类道德精神最深处调集出来的善的力量，那力量始终蕴藏在一切人的心底，不论是好人、坏人、强盗、娼妓、野心家、乞丐、政客、军人、商业人员还是艺术家。
（摘者注：从后面的内容看，作者此处仅仅是延用欲扬必先抑的写作技巧，有些时候，套路是使不得的。在日寇的铁蹄下–这样的用词同理。）
王芸生
1946年，《大公报》的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对国人发出警告：“今天中国是战胜国 ，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贫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使 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过中国。这些人 ，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就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中日关系总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
（摘者注：王芸生先生的话，是不是提醒我们：人类珍贵的是食物和能源，我们和日本的贸易中，是不是低估了自己的市场价，对内市场上，各家企业是竞争对手，对日本市场，就是国家对国家的贸易，是所有企业作为唯一的一个卖家。政府是不是能组织对日商贸统一谈判组织？保护我们的农业和能源业。）
译者: 吕万和 / 熊达云
作者: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ISBN: 9787100012935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丛书: 日本丛书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1990-6
《菊与刀》[1]（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2]）由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Ruth Benedict[3]）写成，据译者序言，写作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应日本本土而采用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
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了解黑洞一般的日本精神，只有了解我才有明智的态度、从容的对策。对我来说珍贵而有革命性启发的是：
1.作者的态度：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其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而加以磨练。
2.美国政府的决策之路：作决策之前，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学专家作研究，给出决策建议。
1.作者的态度。
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其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而加以磨练。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遇到某些情况、并必须对其含义作出判断时，其方式，在不同的部落额民族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人类学者对这种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关注，在研究日本时也可加以利用。现在，无人不感到美国与日本在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出现这种关于日本的说法：凡是我们干的，他们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这种说法，而简单地认为，差异太离奇，根本不可能了解那种民族，这当然时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人类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能够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地资料来利用，而不是看作“负值”。……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这样，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都相互啮合在一起。……因为这是永恒的真理，学者们越是把他的调查扩散到经济、性生活、宗教、以至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设立假说并搜集资料。他就能学会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学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表现。……这种工作，必须同时具备某种强硬心肠和宽容态度。有些善意人士（世界大同的鼓吹者）有时指责强硬心肠。……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异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能容忍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如此。……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既需要有某种硬心肠，也需要有某种宽容。人们只有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有不寻常的宽容。……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是懂得，获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加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因此，本书乃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预期的和公认的）的书。它将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诸如他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根据，也许就是平凡的街谈巷议者，什么人都有。这并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况，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就会如何如何。如此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绘出思想、行为深处的态度。也许未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本书的理想。
2.美国政府的决策之路：作决策之前，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学专家作研究，给出决策建议。
摘录书中的一段总结：
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应义务一览表
一、恩：被动发生的义务。一个人“受恩”、“接受恩惠”都是从被动立场而产生的义务。
皇恩–受于天皇之恩。
亲恩–受于父母之恩。
主恩–受于主人之恩。
师恩–受于师长之恩。
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
注：所有对自己施思的人都是自己的“恩人”．
二、“恩”的相应义务：
一个人必须“偿还”这些债务，向“恩人“回报这些义务”。也就是说，这些义务是从主动偿还的立场而产生的。
A、义务无论如何偿还都是无法全部还清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
忠–对天皇、法律、日本国家的义务。
孝–对双亲及祖先（台对子孙）的义务。
任务–对自己的工作的义务。
B、情义应当如数偿还的思情债，在时间上也不是无限的。
（一）对社会的信义
对主君的义务
对近亲的义务
对他人的义务
自某人处得到“恩”，比如接受金钱，接受好意，工作上的帮助（如劳动互助）等。对非近亲（如伯父、伯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义务不是指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恩”，而是由于出自共同祖先。
（二）对自己的名声的情面相当于德语的“名誉”（dieEhre）
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有“洗刷”污名的义务，亦即报复或复仇的义务。（注：这种反击、报复不被看作侵犯）
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义务。
遵守日
本人礼节的义务，亦即遵循一切礼节、严守身份、在不如意时克制感情等。
重要的是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立国家神教为国教，即信仰天皇，天皇不作世俗的政治事务，身居九重，周围人像服侍神一样的服侍他。天皇在日本历史上从未被废除过，每个国民和天皇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每个国民作任何事都是“为了使陛下放心”，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同时，天皇通过层层的政府、军队的军队发布命令。
……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这种能力是西方人难以相信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走极端的可能性。可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们看来，就是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对西方人来讲，特别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如前所述，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用前已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象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人必须象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其背后的强制力当然也是相互的，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当相辅相成的责任。这样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与美国迥然不同。日本人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总是特别反对。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当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压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了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则觉得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我们绝不感到遗憾。不管我们实际上为别人作了多大牺牲，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应当受到回报。”象日本人那样以续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理会这里面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则阻碍他们持有“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
……
在“名分的情义”遭受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发展，但并不必然包含自杀这种极端手段。自我攻击有时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广泛蔓延，有充分的社会学原因。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满足其雄心壮志。特别是1930年代，当局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使他们愈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把他们的抑郁归因于西方化造成的混乱，但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很多知识分子都曾蒙受过的这种心理毁损乃是日本传统所固有的。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是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虽然在人际关系上不能作到这一点，却相信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就能够作到。
这个民族确实丝毫末变。他们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应的。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在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派生的结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安全办法。由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做出努力反而会招致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消沉情绪蔓延。
但是，日本人绝不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既是当前日本号召改善生活的经常性口号，也是战争期间广播中常用的词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消极无为作斗争。1946年春季，日本报纸连篇累族地说：“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而轰炸废墟的瓦砾依然未清，某些公用事业仍处于停顿，这对日本名誉该是何等站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颇能理解这些启发名誉心的呼吁。他们也希望倾注最大努力，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在联合国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那仍然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则全然一新了。如果将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抵制或在地下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不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末发生过一次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d”（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上述表面性格的变化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他们多数人都认为：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拼死的暴力进行报复。某些人则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携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情义”。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
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则另外寻找侵略的根据。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情义”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其它场合，日本也曾有同样的举动，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长期的锁国推幕刚刚拉开，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遭杀害（应是生麦，位于横滨市。著者误以为是在萨摩。当时是萨摩藩兵队列通过生麦村，理查森欲横穿队列，引起纠纷而被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傲慢、好战在日本闻名，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意外惊人的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指开成所）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这所学校“教授西方的学术奥义，……因生麦事件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所谓生麦事件（此处应为“萨英战争”，不应称“生麦事件”）就是英国惩罚萨摩并炮轰鹿儿岛港。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与萨摩藩媲美、也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没有正式权力的朝廷曾发布一道敕今，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将军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反之。它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末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长州藩要塞，并索取三百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豹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摘者录：这是一篇每个字都充满证据、分析和结论的研究报告，所以再怎么摘录、转述，都不如读原书[4]来得确凿、系统。另，终生向Ruth Benedict女士致敬。 ）
参考：
[1]菊与刀 豆瓣读书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22238/
[2]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Chrysanthemum_and_the_Sword
[3]Ruth Benedict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Ruth_Benedict
[4]菊与刀 新浪在线阅读 http://book.sina.com.cn/nzt/his/1107326341_juyudao/
最近评论